
宋玉林:农民总理陈永贵的第2任妻子,39岁嫁给陈永贵,是主动的
宋玉林那年39岁,也是大寨人,离过婚,身边带着一个儿子。在那个年代,农村妇女离异带娃,日子过得有多难,咱们闭着眼都能想象出来。当县委的人找到宋玉林,提这门亲事的时候,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这是“高攀”,毕竟陈永贵那时候名气大啊。
但宋玉林的第一反应特别真实,她问了一句:“陈永贵我是知道,但你们觉得我跟他能成吗?”
这话说得实在。她没被陈永贵的光环冲昏头脑,她首先考虑的是过日子适不适合。
后来,两人见了面。陈永贵也没藏着掖着,把丑话说在了前头。他对宋玉林说:“我是一名党员,肩负着人民赋予的使命,嫁到我家,你将面临吃苦的日子,而且我很难照顾家庭,老人和孩子都需要你照顾,一个柔弱的女性可能难以承受这些压力。”
宋玉林是怎么回的?她给出了一个非常硬气的答案:“我不怕吃苦,请放心。为了人民,哪怕吃苦也是一种甜蜜。我将全力照顾家庭,孝顺老人,关爱孩子。”
这不仅仅是顺从组织的安排,更是一个成熟女性在权衡利弊、认清现实后的主动担当。她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,她选择了这条路,并且走得义无反顾。
1966年,两人领了证。宋玉林带着自己的儿子,进了陈永贵的家门。那时候陈永贵还幽默了一把,看着这一大家子人,打趣说:“我们家现在成了合作社了!”
这句玩笑话背后,其实是宋玉林巨大的付出。尤其是李虎妮在前,那是孩子们心中的完美母亲,宋玉林要想融入这个家,得付出双倍甚至三倍的耐心。
事实证明,宋玉林做到了。她把陈永贵前妻留下的孩子视如己出,缝缝补补、做饭洗衣,硬是把这个“合作社”经营得像模像样。
宋玉林的到来,实际上是解放了陈永贵,让他能心无旁骛地去搞大寨建设,去北京开会,去当他的副总理。
说到这儿,有个细节特别打动人。陈永贵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,这官儿大吧?按理说,夫人怎么着也得跟着去北京享享福,或者至少在村里得有个体面的身份。可宋玉林呢?她依然在大寨托儿所当她的保育员,给村里的娃娃们做饭、擦屁股。
有些外宾去大寨参观,听说副总理夫人在托儿所干活,都惊得合不拢嘴,非要见见。宋玉林一开始还不好意思,觉得自己是个农村妇女,给丈夫丢人。陈永贵却鼓励她:“有什么不好意思见人的?劳动最光荣。”
这二十年里,宋玉林其实过得挺“憋屈”。丈夫虽然位高权重,但对家人的要求严苛得近乎不近人情。孩子们不能沾光,亲戚不能走后门,连她自己,也没捞着半点“官太太”的实惠。但她从没抱怨过。她心里明镜似的,既然当初答应了不怕吃苦,那就把这苦日子嚼碎了咽下去,还得砸吧出点甜味来。
1980年,陈永贵辞去了副总理职务。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个坎儿,但对宋玉林来说,或许是种解脱。陈永贵想回大寨,但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和生活,决定让他留在北京养老,并把宋玉林和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迁到了北京。
在北京东郊农场的那个小院里,不再有副总理和保育员,只有一对普通的山西老夫妻。
那时候,如果你在北京的菜市场逛游,可能会碰到这么一对老头老太太。老头儿穿着旧中山装,老太太挎着个篮子,两人在摊位前挑挑拣拣。虽然组织上给配了工作人员,但宋玉林还是喜欢自己买菜。这种烟火气,是她盼了半辈子的。陈永贵有时候也会赶个时髦,给老伴儿买点稀罕的小玩意儿。
可惜,好景不长。1986年,陈永贵病重。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,发生了让人泪目的一幕。
陈永贵到了弥留之际,把全家人叫到床前。他指着家里的保险柜说,那里有个布包,里面是他在北京这么多年攒下的全部积蓄。
多少钱呢?8365元。
放在今天,这点钱可能连个像样的包都买不到。但在那个万元户都稀缺的年代,这是一笔巨款,也是陈永贵一生的清白。他把这笔钱交给了宋玉林,并留下了最后的遗言:“今后,咱们家的担子就落到你身上了……一定要让他们走正道,好好学习,好好工作,要为国家出力,咱们一辈子就是这种人。”
那一刻,宋玉林哭成了泪人。
陈永贵走后,留下了遗愿:把骨灰送回大寨,撒在梯田里。宋玉林是个守信的人,她遵循丈夫的遗愿,带着骨灰回到了大寨。
很多人以为宋玉林会留在北京,毕竟户口都在那儿,生活条件也比农村强。但她没有。她觉得大寨才是她的根,也是陈永贵的魂。她又搬回了大寨,回到了那个熟悉的窑洞,过起了独居生活。
这一过,就是三十多年。
陈家的孩子们,在宋玉林的教育和陈永贵的影响下,也都走了正道。虽然陈永贵生前严令禁止子女沾光,导致大儿子陈明珠当了一辈子宣传部长,二儿子陈明善甚至从部队复员去当了工人,但这种“压制”反而磨炼了孩子们的骨气。小儿子陈明亮后来下海经商,凭本事成了成功的商人,这大概也是对陈永贵和宋玉林最好的告慰。
2018年,91岁的宋玉林在大寨安详离世。她终于可以去见那个让她操劳了半辈子的倔老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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